霍去病打西域受賞50萬斤金 

記者：您曾稱金銀器為“社會運轉的潤滑劑”，這是說它能加速社會變革進程還是有其他涵義？

齊東方：可以說，黃金、白銀曾誘發過人類靈魂的丑陋和罪惡，也導致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。由于金銀器體積小、價值高，因而成為皇帝、官員進行賞賜或進奉的物品。文獻記載西漢霍去病打西域回來，漢武帝賞賜霍去病黃金五十萬斤；南朝宋曾經賞賜北征的將士，動員后宮將金釵拿出來；唐高宗秘密派人賜金銀寶器一車給重臣長孫無忌，向他行賄，腐蝕他，以換取他對立武則天為后的支持。上述例子反映了金銀器在社會生活中直接參與了政治。

另外，考古發現的許多器物上刻有文字，直接表明由誰來進奉。很多地方官員為了升官邀寵，把很多金銀器進奉到中央來。這種情況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，皇帝也感覺到進奉之風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定，有時會下令禁止。唐玄宗和文宗時期，曾經下令禁止地方向中央進貢金銀器。但考古發現在現實中并沒有真正落實。用金銀制造器物是最好的選擇，它能夠把具有很高價值的東西變成非常輕便、易于搬運的東西，能夠濃縮大量的等額財富的體積，做成器物，又是精美的工藝品。賞賜或進奉直接關系到當時整個社會的運轉。

記者：據說以南方進奉的為最多，是不是和產地有關——《千字文》提到“金生麗水玉出昆岡”？

齊東方：是的。8世紀中葉以后南方進奉的金銀器土人增多，我舉兩個例子：9世紀唐朝敬宗皇帝兩次向浙西索要金銀器物，所需銀竟達二萬二千四百余兩，金一百三十兩，數目驚人；王播任淮南節度使期間，三次進獻的金銀器皿達5900多件。中晚唐南方金銀器制作行業的崛起，得益于地理條件的優越。唐代產、貢金銀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區，全國產金地南方占92%，產銀地南方占94%。僅嶺南道產金、銀之地分別占全國的53%和69%。“安史之亂”后經濟重心逐漸南移，南方地區既有豐富的金、銀資源，又有金銀作坊和工匠，加之當時商品經濟發達，金銀制造業必然得以發展。

金銀器曾任“文化交流外交官” 

記者：雖然金銀器只是器物，但它承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——絲綢之路上的“文化使者”。請簡單介紹一下。

齊東方：漢唐是古絲綢之路最繁榮的時期，這時期大量外國人到中國，帶入他們的物品和文化，在這個背景下，唐朝時出現了一大批外來或中國仿造的新器物，如帶把的杯、高足杯、多曲長杯。而唐朝時人們既能從傳統文化中移植作品，又能汲取外來文化的一些營養，然后進行新的創造。創新的作品，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特點，在細節上留下了外來文化的印記，如西方徽章式紋樣，不僅出現在金銀器上，而且大量出現在人們服飾紋樣上，還有摩羯，從印度傳入中國，成為一種藝術形式。

外來文化進入中國和中國人對金銀器的特殊喜愛，最后必然影響到社會生活，影響到人的生活。西安唐墓里壁畫人物手里拿的杯子系外來物品，顯示了人和器物間的結合，這是對外來文化的一種認同。大量器物輸入中國，不但有力地促進了我國金銀器制造的發展，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、行為與觀念。

造假與辨真 

現代考古學是辨別真假金銀器的堅實基礎 

關于古代金銀器的造假與辨真，齊東方表示：鑒定的道理并不難，就如同我們很容易分辨出一件帶有“葵花朵朵向太陽”圖案的杯子是“文革”期間的產品，而帶有奧運標志的杯子是這幾年的產品一樣，古代物品也都有時代的印記。現代偽造、仿造的物品盡管有時做得很逼真，但總會露出馬腳，因為古代的物品是原創作品，造型、紋樣具有精神文化意義，每一種紋樣甚至線條都有要表達的目的、有象征含義，偽造、仿造時很難理解、讀懂。還有，每個時代都有精神追求，如松、竹、梅、蘭很難想象會出現在商周時期的器物上。而且，古代器物經過歲月滄桑，盡管仿造者處心積慮做舊，但如同一位妙齡少女，無論怎樣化妝掩飾，也不會達到八十歲老人的面容。

所以鑒別真偽，有兩種方法或兩個層次：經驗和科學。經驗是感受性的，有時是悟性，盡管說不出或說不清道理，經驗多了，直覺常常是對的。科學是理性的，以系統的知識為支撐，是可驗證的。中國末代皇帝溥儀講述過自己辨別玉器的故事，說有人獻給他漢玉，他覺得不對，因為自己是皇帝，擁有很多漢玉，可這個玉不一樣。就是說不怕不識貨，就怕貨比貨。這就是經驗。但鑒定還要有知識，現代考古學是堅實的基礎，大量出土文物已經建立起不同時代、各類器物的演變特征，形成了可靠的標尺，掌握這些知識，再了解不同時代的起居生活、審美特征，就可以進行辨偽。